一九九七香港回归那年，邱震海从德国回到香港，成为香港《文汇报》高级记者。此前，他已经是上海和香港《文汇报》在德国的“耳目”，以他的中国背景为大中华地区的读者提供统一后德国的最新信息。
选择来到香港而不是回大陆，邱震海承认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1997年，丘震海才三十出头，“我知道自己喜欢做新闻，在德国读的也是传播学。香港有中国大陆没有的自由，选择回到香港做新闻，进可攻、退可守，没有再好的选择了。”
德国留学经历给了邱震海全新的灵感，国际时事风云变幻，也为他提供了绝好的素材。不久邱震海就成为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特约评论员。二○○四年他正式加盟凤凰，如今早已成为凤凰人气十足的评论之星。
今日，邱震海接受“海学联”专访，以下是访谈概要：
1，同济和德国一直交流密切，您当年去同济是为了将来去德国吗？
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的是德语文学专业。八四年毕业后想去复旦和上外，但当时进两所学校都不凑巧，最后来到同济读语言学。那时同济还是纯理工学校，德语是唯一的文科。当时我是个满腔热血的文学青年，参加很多的讲座和沙龙，没有想过去德国。
2，您在上海已经开始做新闻了？
是，其实同济快毕业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决定去新华社工作了。不过因为同济的条件看起来更好，于是放弃了新华社，留在同济教书了。因为有德语背景，就为上海《文汇报》编辑一些有关德国的报道，也写过一些简单的述评。我还翻译德国寄过来的《明镜周刊》、《世界报》里面的一些内容，在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上面发表。慢慢觉得不喜欢教书，很喜欢做新闻。
3，您是怎么去德国的？
一九九○年，同济派我去德国交流一年。回国前夕，我找到一个读博士的机会，还争取到一笔不错的奖学金，就这样我和原单位脱离了关系。开始了三年的读博生涯。我还很幸运地得到一比非常不错的奖学金，每月两千马克。基联盟CDU和自民党（FDP）都给了这笔奖学金，只不过自民党的通知来得比较早，所以我就很快接受了，基联盟就是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。自民党瑙曼基金会提供的那笔奖学金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，而且提供奖学金的自民党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任何要求，所以我至今都非常感激。
4，刚去德国的时候，遇到过语言障碍嘛？
几乎没有，因为我大学和研究生学得都是德语，又看了那么多书报杂志，已经练的很熟练了。文化上的冲击倒是有，比方说你要适应德国“No”和中国“No”之间的不同，比方说，你遇到台湾来的同学，跟他们在台湾问题和中国问题上有分歧等等。不过最难得的是，我见识到什么是民主，民主不是整齐划一。
我的奖学金有个副产品，就是能够列席自民党（FDP）的党代会。当时我们国内会议的标志是雷鸣般的掌声，可是在德国我发现党代会现场乱糟糟的，不断有人走来走去，会也是从早开到晚，但因为强调平等，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。我发现，大家的口才都很好，而且时常会用极富感情的表达来打动你。
5，您在上海学德语，接着去德国留学，现在回到香港，怎么才能恰当地描述德国对您的影响呢？
我十六岁开始学习德语，从大学时看《浮士德》、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等小说原著开始，直到三十四岁才从德国回到香港。可以说人生最黄金的时间都在跟德国、跟德国文化打交道。德国经验影响了我的一生，特别是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。
6，怎么个影响法？
德国是个非常特别的国家，从它那里没有其它欧洲主要国家都有的唐人街“Chinatown”就可以看出来。游客对德国的第一印象往往非常好，因为那里非常干净、非常有秩序，相比之下，法国则显得乱糟糟的。德国人追求完美，问题在于，太完美的人是可怕的，我离开德国也是因为太了解它的缘故。
7．“离开是因为太了解的缘故”，可以请您详细解释一下吗？
总的来说，我对德国人跟德国文化爱恨交加。德国方法以理性见长，但也因此显得死板和机械。德国人很爱国，但这种爱国一旦走向极端，就容易变成极端民族主义，继续会发展成为帝国主义，二战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，当年纳粹就是利用了德国人崇拜领袖的羊群心里。另一方面，德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，有一种所谓的“德国优越感”，但过分的热爱就孳生一种保守的文化心态，对外来文化有着深深的恐惧。不过，也正是因为德国人的理性与谨慎，二战以后，德国人的反思做得非常彻底。德国是个追求完美的国度，可是有句话叫作“太完美的人是可怕的”。
8，促使你离开德国回到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
我在40万字的《留德纪事》的后记里写道：“我是带着一直哭的眼睛和一只笑的眼睛离开德国的”。这本书我认为写得不错，但好象卖得不多。我笑是因为德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在这里学到很多。但在德国呆得时间很长，你就越感觉到德国和德国人的缺憾。当时我急切地需要多一些另外的眼光和角度。另外，华人要进入德国主流社会是非常困难的，而且当时我非常肯定一点，那就是回归后的香港一定比原来更好。
9，香港没有让你失望？
香港是个相当好的平台，这里的基建非常发达，有自由、法治和发达的公民社会，发展机会也多。就拿语言环境来说，香港这里十分宽松，完全不懂广东话的外国人能在这里生活得很好。如今，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广东话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能在这里发展。
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非产成熟和完善了，当地的年轻人都未必太多机会参与自己国家的发展与完善。香港却不一样，香港本身正处于回归后的发展当中，我们有机会参与其中，去影响香港的未来。香港背靠的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参与的机会。
10，所以说，正是留学德国让您在目前的岗位――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――上更加与众不同、独树一帜？
作为时事评论员，首先有良心，不讲假话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我坚持凡事都要critical来看。我最近就中日问题发表的很多观点，国内有些观众就很不同意，说我“亲日”，可是我从德国回来，我知道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危害。中国和日本需要的是交流――打仗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对谁都没有好处。
我当然不会从德国的角度来做时事分析，但留德让我有“双文化”的体验，特别是我刚到德国，德国刚刚统一，矛盾丛生。后来冷战结束，世界秩序大变，那时我刚刚离开中国，对我来说那是很好的经历。
11所以在香港的凤凰给了您很好的平台，让您发挥所长，也让您出名。
确实如此，从根本上说，凤凰卫视是个商业电视台而非宣传工具，与其说它有某种既定立场，还不如说它是为了生存。在凤凰做事给我很大的满足感，目前这份工作的刺激性也很大。
出名就是满足你短暂的虚荣心。像围城一样，真出名之后，你才知道，原来出名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。对我而言，有个平台发表观点是最重要的。
12，香港政府将于六月推出新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，凭你对两地的了解，你怎么看待这一新的变化？
我自己也是通过香港‘输入海外人才’的计划来香港工作的。当时它的适用范围很窄，一定要是从中国大陆出去，在海外呆过一段时间之后的人才有资格申请。
刚才我说香港的基建很好，是个很好的平台，不过香港也有自身的局限，所以出现了“外来人服务外来人”的现象。凤凰卫视就是个例子，凤凰的骨干员工大多来自香港以外，凤凰服务的也是香港以外的观众。金庸也是个例子。类似的例子在香港还有很多。也许这是个遗憾。本地人的眼光有限，这也许是殖民地的缺失。香港有很好的自由、法治和公民社会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充实自身的文化底蕴，这样它的优势才不会流失。 |
一句话就让父母动心了。」只要能读书，他的父母真是豁出去了。去了南昌体育学校后一年，75年底，国家提出了「四个现代化」的口号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，但对全国土地资源的数据不清楚，所以需要测绘局，勘查各地河流、土地、农田的情况。这以前是靠军队完成，后来各省出现了隶属建委的测绘局。招工人，以及有文艺体育特长的。 
1977年，中国恢复高考，求知若渴的一批人进入大学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。林珲却很尴尬，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，因为素质参差，与考试进大学的一比，就成了学者眼中的鸡肋。80年林珲报考中科院遥感所，中科院的收生宗旨是「宁缺勿滥」，就是针对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。上一届招收了几百人，到1980届，名额减少了60－70％。 
「陈述彭教授是中国遥感和地理信息科学创始人。我很幸运能够跟随他作研究。他的卓越之处，是要求我们每个人以后能『独当一面』。不只是技术，还要对一方面问题有理解，能在一个领域发挥领袖作用。」林珲今天担纲中科院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实验室，以及其它多个研究项目，都是从地区宏观发展着手，陈述彭当年对学生们的培养，数十年后成果逐渐显现了。 
林珲在布法罗大学论文方向是「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」。1991年，在美国亚特兰大地理信息系统、土地信息系统会议上，一群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提出建立长期稳定联系。92年初，林珲和丁跃民等学生提出，在布法罗大学召开一次国际会议，建立一个国际学术组织──「中国海外地理信息系统协会」。2001年，协会改名为「中国海外地理信息科学协会」。这个组织以华人为主，后来也有外国人加入。他说：「后来各公司开发部门都有我们的会员。」 
